章惇是谁，他是哲宗时的宰相，章惇到底是不是奸臣？章惇和苏轼曾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但是后来他俩绝交了，章惇和苏轼绝交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了？下面我们家一起来具体了解一下吧。

  小时候，一看电影就急切地问父母，那上面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。看连环画册，也要将其中的人物区分成“好”和“坏”。我们当时接受的教育就是好人是绝对的好，一生来都做好事；坏人是绝对的坏，即使他还在孩童时代，也是头上生疮，脚底下流脓，全身上下坏到底。

  成年以后才知道，人是复杂的高级动物，将其区分为“好”和“坏”，给一个活生生的人贴标签和脸谱化，过于简单。一个好人也可以做好多件错事，被人们视为坏人、羞与为伍者在世上也做了不少值得称道的事。

  章惇（1035～1105），字子厚，福建浦城人，哲宗时曾任宰相。元朝人纂修《宋史》，将章惇列入《奸臣传》。在《宋史》当中，也曾经列举章惇的罪证，主要有这样几项，“尽复熙丰旧法，黜逐元祐朝臣；肆开边隙，诋诬宣仁后。”

  《宋史》将章惇列入《奸臣传》是否妥当，且不管他。此人曾干了几件让后世人难忘的好事。

  第一件，替大诗人苏轼辩诬。

  在“乌台诗案”中苏轼被捕下狱，命将不测。有一天，宰相王珪面见宋神宗，奏陈：“苏轼对于陛下有不臣之意。”宋神宗听后不相信，就问王珪：“苏轼固然有罪，但对于朕还不敢这样吧？爱卿怎么知道的？” 王珪说，有苏轼的诗为证。他曾作《桧》诗：“根至九泉无曲处，岁寒唯有蛰龙知”，此句大有问题，大有文章。陛下请看，龙本在天上飞，苏轼却要在地下求什么蛰龙，还要在九泉之下去求，这不是诅咒皇上，要造反吗？王珪之言，如果皇帝听信了，苏轼就要有灭族之祸。好在宋神宗是个明白人，并没有听信王珪的蛊惑，淡淡地说：“对于诗人的作品，怎么能这样断章取义，妄加评论。他自己咏叹桧树，与朕有什么相关呢？”随侍在宋神宗身边的章惇对王珪的装神弄鬼早就看不惯了，忍不住插言，“龙并非专指人君，大臣也可以被称为龙。”宋神宗很赞同章惇的观点，他说：“是啊，诸葛孔明被人称作‘卧龙’，东汉颍川有‘荀氏八龙’，难道他们都是人君吗？”章惇、宋神宗的一番话，说得王珪哑口无言。

  退朝以后，章惇追上王珪，质问他：“相公为何要如此，是想灭掉苏轼满门吗？” 王珪把责任推到另一位大臣舒亶头上，狡辩说：“这是舒亶说的。”章惇一听，气不打一处出，也顾不得什么礼节了，怒斥王珪：“舒亶说的话就那么值得你来贩卖吗，他的唾液你也要当食物吃下去吗？”

  第二件，反对端王赵佶当皇帝。

  宋哲宗过早逝世，没有子嗣，朝中大臣与太后商议确立哪位皇子为帝的时候，章惇公开反对端王赵佶，理由是：“端王轻佻，不可以君天下！”假如朝臣及太后听信此言，宋朝或免亡国之难。

  朝中大臣与太后没有采纳章惇的意见，等到赵佶即位之后，自然对当初反对自己的章惇怀恨在心，就借故把章惇一贬再贬，章惇晚年冷落，终于死在贬官途中。

  仅此两件善事，“奸臣”章惇就值得人们记忆。

  苏轼和章惇是好友，早年章惇对苏轼极为推重，曾致书苏轼劝诫他慎言。有一次，两人一起出游，走到一根独木桥前，木桥下面是万丈深渊。章惇提议一起走过去，在壁上题字。苏轼感到恐惧，不敢过去。章惇笑着快步走过，在石壁上写下“苏轼、章惇来”的字样，然后从容走回来。苏轼说，老兄以后可以杀人。章惇问何出此言。苏轼笑说，你连自己的命都不顾，更何况是别人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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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但苏、章的友谊，随着政见的不同，慢慢变得疏远。在当时的政治立场中，苏轼属于旧派，而章惇则属于新派。由于苏轼屡次陈言新法的过失，被新派视为眼中钉，拼命从其诗文中寻找“罪证”，一意将他置于死地。

  当时新派中的李定、王珪、舒亶等人，利用苏轼的诗句“根到九泉无曲处，世间唯有蛰龙知”，以苏轼自比“蛰龙”，诬陷他有不臣之心。苏轼因此下狱4个多月，受尽屈辱，在狱中写下“百年未满先偿债，十口无归更累人。是处青山可埋骨，他年夜雨独伤神”的悲愤诗句。

  就在苏轼性命攸关之时，昔日的好友、今日的政敌章惇站了出来。章惇在神宗面前与新党同僚据理力争，说诸葛亮号“卧龙”，但谁能说诸葛亮有不臣之心？以此力证苏轼的清白。退朝后，章惇痛斥宰相王珪：“你是想让苏轼全家都灭口吗？”王珪无言以对，只能说自己所言，是从舒亶那里听来的。章惇厉声道：“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？”一连串的逼问，令王珪哑口无言。在多方势力的营救下，再加上神宗本来就没有伤害苏轼之心，最终苏轼保住了性命。就看这一点，《宋史》编修者把章惇列入《奸臣传》，是说不过去的，他毕竟与新党中的吕惠卿这种小人，有着本质的区别。尽管苏轼的性命得以保全，但这位20岁就名满天下的士子，往后的人生路却越走越坎坷。在新党得势之日，他不受重用。而旧党起用之时，他又因批评旧党的措施而不受待见。这位真正恪守中庸之道的君子，完美体现出儒家的中立不偏精神，却依然不见容于赵宋这个文明朝代欢迎qiwen.tv。他的命运，可谓耐人寻味。后人读到苏轼貌似超旷的诗词，背后潜藏多少悲凉，或者只有那些早岁得志然而人生路却每况愈下的人，才能品咂得出。

  苏轼后来被贬至岭南时，写下了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“为报诗人春睡足，道人轻打五更钟”等轻松自适的诗句。当时章惇主持朝政，读到这些诗，认为苏轼过得还不错，于是将他贬谪到比惠州更荒凉的海南儋州——岭南地僻且多瘴气，在那个年代，将人贬谪岭南已等同于死刑，何况是更偏远的海南。

  有意思的是，章惇的一个儿子，居然是苏轼的门生，当初得到苏轼的赏识而获得功名。苏轼晚年受诏北返中原，即将获得重任，其时章惇已失势。在苏轼北归途中，章惇的儿子前来拜访老师。还没有见面的时候，章生很惶恐，不知道老师是否会念及与父亲的新仇旧恨，于是先写了一封信给苏轼。苏轼很快回信告诉他，自己与丞相章惇相交数十年，虽然主张不同，但都是君子之争，叫他不要过多顾虑流俗人所言。但这个时候，苏轼也已到了风烛残年，他病逝在北归路上，蹭蹬的一生就此划上休止符。

  苏轼和章惇的交往，实质上是北宋新旧党争的一个上佳缩影。那些年的那些文士君子，身上总有一种凛然的气质，让人不能轻慢。